轉錄自：聯合元氣網    / 醫病平台 曾道雄 撰寫

2016年的夏天，我們發起建構一個醫病之間和諧的平台時，筆者曾提到長照，與來自東南亞的移工，

給予我們的幫助：「即使我們的長照制度實施了，但若抽離了這些辛勞、甚至犧牲青春的赤道天使，

醫病雙方和社會都將承受巨大的壓力，一些病家也可能就會崩解」。

然而，等到我們在第二位印尼看護妮蘭要回國，新的越南移工未到之前的這段近兩個月空窗期，

我才真正領受到：抽離了這些南洋小天使，我們是何等的失恃與無助，或許也是我平時太過依賴她們了。

內人因多囊性器官感染須定時注射抗生素，醫師為她裝設人工血管(Port-A)，以免除每次打針的痛苦，

而居家的醫療照顧，就都交給了這些靈巧的南洋女孩。我後悔當初在醫院，護理師嚴格訓練她們如何打針時，

自己沒仔細旁聽學習，以致沒有了她們就手足無措。在我一時找不到短期護理時，最後只能親自「下海」，

請妮蘭在回國之前，每天教我打針，內人也同時從旁督導。

妮蘭難得當起小老師，教我比當初教她的護理師還嚴格得多。

妮蘭回國之後，我獨當一面，這才知道當家庭護理比我指揮歌劇難得多，我只要一棒在手，

整個管絃樂團、演唱家、合唱團和舞者，以及舞台藝術人員都會跟著動起來，現在要做到「無菌注射」，

得謹慎消毒、觀看針管是否暢通回血，還有控制點滴的速度…整個程序馬虎不得。

但內人一直安慰我不用太緊張。

妮蘭走後第一個週三，我們在醫院的內科治療室，為我內人換Port A 的角針。護理師為了消毒皮膚，

要我幫忙把內人的右邊胸衣拉低一點，我很快地照做了。

但這位機警的護理師突然略有所思的抬頭問我：「您是她的什麼人？」

我說：「26歲時我是她的朋友，28歲後我是她的先生，80歲之後我是她的先生，也是朋友」

內人和治療室的一些人都笑開來，護理師就瞬間把角針蚻入Port A的入口，內人竟忘了刺痛！

這些前後遠道來幫助我們的移工，年紀都很輕。

六年前，第一次跨進我們家的印尼女孩，叫做溫達，她小小的個子，

相對於我內人較大的身材，有點不太搭配，她看出我的顧慮，就說：「我會做事，我有力量。」

溫達的機謹和自信，讓我們印象深刻。

早先在白色恐怖晚期，兒女與我們分住台美日三地。三年前，內人提議一起到東京作個家庭聚會。

我們把內人的注射劑和針筒隨身帶，航空的櫃臺小姐細問沙林食鹽水和藥劑，

我也詳加說明，這時溫達二話不說，就把臺大開的病歷證明書亮出來，很快就過關。

在東京次日，我們一起去鎌倉看大佛，氣溫乍降，天正飄著細雨，

溫達下車就馬上到記念品店，買了一件透明雨衣給內人穿上，但沒買到手套，她回過頭想了想，

就去買了一雙中型的襪子，給內人充當手套保暖。我不知道她是如何用英文和那日本店員溝通的，

而我雖知道德文的手套叫做手鞋（Handschuhe），卻沒能想到溫達這麼能變通！

這麼聰明的女孩，在來我們家之前，她去過三個地方當幫傭，新店一家沒讓她吃飽，移到板橋環境也很糟糕，

到了九份還差點被老雇主嗑藥的兒子破門性侵。有一天，她在彰化當漁工的叔叔遇海難身亡了。

她和妹妹去太平間看了叔叔被冰凍的身體，回來後仍覺得自己很冷和恐懼。

那晚，內人就叫溫達睡在她身邊直到到天亮。這一切，才讓我深深體認到：

一個國家的政府若無法確保自己國民的福祉與安危時，是多麼的嚴重。

溫達九年來辛苦工作，積蓄下了一些錢，足以讓她資助大弟弟讀書，去進修英文，

最後考上一艘義大利郵輪的服務生，收入很好。弟弟上船工作時，她從台灣買了一雙新皮鞋給他風光上任。

然後，她又在她父母附近買了一塊地，準備和愛人結婚。她有空就自己用筆紙規畫著房子隔間的佈局，

我們看到一個女孩，正一針一線地在編織著自己未來的幸福。

溫達離台前，我和內人陪她到前敦南的誠品，

買了一些裁縫的工具書籍和東西方服裝歷史圖像，作為餞別禮物。

她說她愛好編織，但沒錢上服裝設計學校，這些工具書她說看就可以自學，受益很大。

溫達回印尼之後，結了婚，也在她自己的住家成立了一個服飾設計工作室，她自創品牌作網購行銷。

幾個月後，她寄來給內人一個手提袋成品，色調造形都十分精美。第二次她傳來了一個更是令人驚喜的影像，

一個大眼睛的可愛女嬰 ! 但我端詳之餘，卻有種淡淡的愁感，想到印尼政府如果不能提升國民的生活水準，

那麼二十幾年後，這女嬰是否又得像她母親一樣，離家背井到國外去做移工當幫傭……

我們的第二位移工妮蘭也是來自印尼，她沒溫達那般靈巧，但後來居家護理照顧也做得很好，

她的先生也在南方澳當漁工，新婚六個月就分別來台工作，每當她先生漁船回港或進基隆港避颱風，

我們就讓她去會她先生，經常是過一個晚上才回來。妮蘭未作滿三年，就決定和她先生一起回印尼。

如前所述：臨行前兩週，她每天盯著我，教會了我如何為內人的人工血管作無菌注射。

現在來幫我們的，是一位年近三十的女孩，她的越南名字不好念，我們就叫她做蘇姍。

醫院問我們須不須要教她學作居家護理工作，結果她一看我操作就會了，因為她曾在老人院工作三年，

天天都在協助護理師作打針的工作。

但蘇姍個性沉靜，經常壓低著聲音在看手機，有鄰居叫我們須限定她用手機的時間，

但我們不覺得她會因此影響到正務工作。後來我們知道蘇姍大都是用手機在和家裡的兩個女兒通話，

大的八歲，小的才五歲，越南是她的丈夫和婆婆在帶孩子。

我內人對蘇姍的處境特別「有感」，這並非僅是同為女性和母親。因早年二二八的事故，父母赴日不能回台，

她十幾歲就得在基隆照顧幼小的弟妹；嫁給我之後，又因我被白色恐怖掃到颱風尾，

只好把小孩又送到日本我岳父母家。內人對一個母親遠離自己幼小的子女，有著切身的感受。

於是內人就直接和蘇姍一起在手機上，看她女兒的起居，一起欣賞那五歲老么的唱歌。

蘇姍減輕了用手機的心理壓力，也開朗了好多。

但當那小女孩一直問媽媽什麼時候回來時，確實令人聽了心酸。

內人只好安慰蘇姍說：「現在的人有手機視訊可以對話好多了，四十幾年前，我們連通個電話都又貴又困難。」

台灣的少子與人口老化的現象，形成長照，醫療與移工的社會問題，它不僅存在著聘僱之間的現實條件，

其間還存在著文化與人性的沖擊，那不是僅賴法律、制度與經濟條件就得以解決。

最後，我們可能須以更大的諒解、體恤與互愛，才能共渡這跨國互助的嚴肅考驗，

才能共建此世紀人間的和諧與幸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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